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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莫愁前路无知己

2001-02-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记者 王洪波 我有话说

在过去的一年里,科普图书无疑是书业的一个亮点。在书店里,媒体上,以及读者的书架上,与科学有关的图书都越发多了起来。本报去年年底曾组织评选了全年的十大科普好书,评选过程中评委们也大多深感好书太多,着实难以取舍。总而言之,科普图书的出版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好局面,及时地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发现存在的问题将是非常有益的。日前,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科普出版领域的两位资深编辑——河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韩建民、吉林人民出版社编辑范春萍,相信他们精深的思考对关心科普的人们会有所启发。

目前科普图书的出版整体上处于爬坡阶段;引进作品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原创的繁荣尚需假以时日;选题出现了专题化趋势

记者:对于科普出版的现状,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说科普书的春天已经降临,有人说冬天还没有过去,甚至还有更悲观的说法。请问二位对当前科普图书出版的现状如何看待?

范春萍:科普出版的成绩有目共睹,不过客观而言,科普出版目前还处于比较艰难的时期,处于爬坡的阶段。当前,科普出版的编辑力量、出版意识方面可说是初见端倪,而作者(原创)力量的培养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可以展望的时间段内,还得以引进版权为主。国人,无论是学者、出版者,还是读者,在科普和科学文化读物方面的思想观念方面还达不到国际的水平,处于开阔眼界的阶段。如今,像刘兵、刘华杰、吴国盛等学者介入到出版中来,像卞毓麟、潘涛等高水平学者型编辑加盟出版队伍,是很可喜的现象。但是,科普出版的力量总体而言还太单薄,还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

记者:请问当前科普图书的出版有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值得我们关注。

范春萍:目前科普图书的数量越来越多,选题的细分,特点的突出是必然之选。90年代初,像开启科普出版新局面的“第一推动丛书”、“科学大师佳作系列”是综合性质的;90年代后期,像“绿色经典文库”、“三思文库”体现了分类的特点;而走向新世纪的今天,选题开始进一步细化或专题化,代表性的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美译丛”,是关于科学美学的一套丛书,还有河北大学出版社的“世界著名实验室传记丛书”、湖南科技出版社关于基因科技的“双螺旋丛书”、武汉出版社的“诺贝尔奖史话丛书”,也都是非常有特点的专题性质的选题策划。总之,一类产品在市场饱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对市场进行细分,针对目标读者推出产品是必要的生存之道,也是重要的发展之路。专题化代表了当前科普出版的一个新趋势。

科普写作的重心从介绍客体向解剖主体转变;如何把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嫁接和平移到科普出版理论上,亟需进行探索和研究;科普编辑不但要策划选题,还要策划市场和策划新的发行渠道;科普图书应构建自己的发行网络

记者:正如大多数业内人士所认为的,目前科普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依然突出,除了以前人们常说的作者、译者、编辑人才匮乏,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选题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外,似乎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没有注意到,你们二位在这方面不知有何高见?请问当前科普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存在哪些主要的问题?

韩建民:我感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科普出版缺乏理论指导,使得出版发行工作比较盲目,难以上台阶;二是市场回报匮乏,现有的发行模式与“新科普”的出版状况无法接轨。

所谓理论指导,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目前对于科普图书连一个明确的分类和命名都没能形成,知识科普、少儿科普、科学人文、公众科普、高级科普……各种说法,非常混乱,不利于指导出版,不利于选题的细化,不利于市场的分割。第二,从传统科普到“新科普”或“科学文化”出版的转变,意味着科普图书的写作重心必须从介绍客体向解剖主体跃迁,也就是要从传播科学知识转向解剖分析科学主体科学思想是如何丰富、科学方法是如何完善、科学精神是如何形成的,而对科学主体的解剖则必须借助于有关理论——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帮助,要把这些已经成熟的理论嫁接或平移到科普出版理论上来。20世纪,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实证主义向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两次重要转变,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理解科学的本质,历史主义强调科学的历史演变,后现代主义强调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沟通、协调。或许,相应地,科普出版也可以在这几个层面上展开。第三,对于科普出版物的传播方式也缺乏具体的研究,没有指导科普图书发行的具体理论。我想,有几种发行传播方式值得研究,一种是垂直传播,如自上而下的知识科普;一种是水平传播,如科学文化出版物在文化人圈子里流播;一种是对角传播,如相异学科间的传播;当然,还有其他种的传播方式,对于不同的传播方式,应该相应地制定不同的发行策略。

对科普图书而言,除了选题策划、编辑出版等问题以外,市场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科普图书的读者面目前谈不上很宽,但还是有一个小市场存在的,也就是没有大众还有小众。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从图书大市场中有效地发现和培育一个科普书的小市场。而目前新华书店发行模式,却缺乏策划或者营造科普书小市场的能力和主动性,在此背景下,作为一个科普图书的编辑应该怎么办?我觉得,科普编辑不但要策划选题,而且要策划市场。首先,科普编辑要进行自我保护。这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如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贝尔实验室———现代高科技的摇篮》,在策划之初就多方联系,与贝尔公司签定了5000套的购书合同,大大缓解了这一高品位图书的发行压力。还有一些环保图书取得了环保组织或大公司的支持,如科学出版社的《和黑猩猩在一起》得到了大众汽车集团等的支持,天津教育出版社的《与孩子共享自然》得到了德国S.O.F.(“拯救我们的未来基金会”)的支持,为此类图书的出版打开了一个很好的新思路。此外,利用二渠道、发展直销、建立读者俱乐部、借助媒体力量等等,都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范春萍:发行确实是制约科普出版的一个瓶颈。像教育、法律、文学、经济、电脑、建筑等其他类图书,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发行网络和发行联合体,科普图书近年虽然发展很红火,但发行网络却很不健全,甚至可以说,科普书是游离于市场与体制之外的。要突破这个瓶颈,还需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记者:你们对科普图书出版的前景怎么看?

范春萍:科普图书从市场角度而言很难出现火爆的场面,但长远来看却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图书品种。因此我总的态度是乐观的。

韩建民:对河北大学出版社而言,致力于科普图书的出版是一种战略选择;对我而言,这也是我安身立命和事业追求的所在。我觉得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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